隋末山陕形势和李渊太原起兵

隋末山陕形势和李渊太原起兵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年00期

（一）

今天的山西、陕西，大体上相当于隋朝时的河东、关中地区。这一地区是隋王朝十分重要的地区。

关中地区是国都所在，该地一向土地肥沃，多“甚美膏腴之地”，当时号称“天府"①。经过有隋一代的经营，这一带更加富庶，隋文帝杨坚在这一地区兴建了许多大粮仓，史称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廩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在华州（今陕西华县）、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等地置广通仓、常平仓等，“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②査《元和郡县图志》，当时属于隋关内道的大粮仓，仅华州的永丰仓一处，到唐天宝年间每岁运储米量即达二百五十万石。除这些大粮仓外，关陇地区各郡县还有所谓“社仓"，开皇十六年隋文帝曾下令关中秦、渭、河、廓、豳、陇诸州社仓，“并于当县安置”③。这说明隋王朝统治时期，关中地区的粮食为数甚丰。

除粮食外，关中地区的其它财物也是很丰富的，《隋书食货志》记载，开皇十二年，“有司上言，库藏皆满"，东西装不下，以至决定“更辟左藏之院，构屋以受之"。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关中地区粮、财集中，物资丰富，谁能够争得这块地盘，谁就获得雄厚的经济基础，争得战略上的主动。从军事上看，关中地区也一向地势优越，进可攻，退可守，汉初娄敬曾说过：“（关中）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猝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顾祖禹分析陕西的形势说：“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⑤。

河东地区，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元和郡县图志》对河中府（即隋之河东郡，郡治今山西永济县）、并州（隋之太原郡，郡治今山西太原）作了如下的描述：“（河中）以轅辕为襟带，与关中为表里，刘敬所谓扼天下之吭而抚其背，即此之谓”，“（并州）左有恒山之险，右有大河之固……最为天下雄镇”。在有隋一代，河东地区在军事上更有特殊意义。隋末始毕可汗统领时期，突厥与隋王朝交恶，屡次南犯，大业十一年竟把隋炀帝围困在雁门，几达一月之久。因此，自周末至隋亡，整整将近四十年间，地居北边的重镇太原和所辖的河东地区，不仅是“一都之会”⑥，而且起着北方屏障的作用。开皇初年，文帝曾命崔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以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以遏胡寇”⑦，充分说明了这一地区形势之重要（朔方在今内蒙白城子，其以东正是太原和山西省的西界）。正因为如此，隋王朝统治时期，对这一地区从行政管理上是十分重视的。太原是当时全国四大重镇之一，和扬州、益州、幽州同设总管司马，并一度在并州、洛州、益州置道，设行台尚书省，并州为河北道行台尚书省。在这一地区，隋王朝常常派最亲信的人去进行管理。如文帝初即位，“遣晋王（杨）广镇并州，蜀王秀镇益州”，“以为磐石之固"⑧。开皇十七年，又派文帝最宠爱的小儿子汉王谅出镇并州。当时太原是“所居天下精兵处”⑨。十几年后，炀帝也把皇孙代王侑派到太原坐镇⑩。

隋炀帝对太原和河东地区十分重视。大业年间，一度突厥启民可汗内附，北方边警相对解除，炀帝竟把太原当成了第二江都，经常“北巡"游览。他在这一带扩建和新建了许多离宫别院，其规格之豪华，不比东都和江都逊色。早在杨广还当晋王，坐镇太原时，就在当地“穿池起三山”，准备大兴土木，大业初年，炀帝把当年的奢望付诸实现，令张衡和纪弘整具体负责扩大汾阳宫的计划。按杨守敬的说法，汾阳宫在楼烦关附近，即今山西宁武县西北。《隋书》卷三《炀帝纪》尚有“诏营晋阳宫”的记载，估计就是后来李渊起兵时裴寂所任晋阳宫监的那座行宫。这座宫殿规模有多大呢？《旧唐书裴寂传》的记载可以作出推测，传中记载裴寂曾故意“以晋阳宫人私侍高祖"，李渊既起兵后，又“进宫女五百人，并上米九万斛，杂綵五万段，甲四十万领以供军用”。从拥有宫人五百名和一时竟能筹办这样多的军饷来看，隋时晋阳宫的规模应当是不小的，而且可以推想到宫中物资之丰富。除此而外，《大唐创业起居注〉〉还多次提到楼烦宫和汾源宫，说明当时在山西地区还有不少离宫别院。这些宫室的储积，对李渊起兵也会起到重要作用，李纲所说：

“（并州）强兵数万，食支十年，起义兴运之资”,不是没有根据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隋代山、陕地区不仅形胜地要，而且还有比较丰富的物资，这给李唐后来由此发迹以至一统天下，准备了极为优越的地理和物质条件。

（二）

隋时，关中、河东诸郡，社会政治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各种政治力量错综复杂，尤其是河东地区，可以说隋王朝在这里的统治始终没有稳固。

首先，民族关系复杂。其北，有强敌突厥的不断骚扰。虽然从隋文之末炀帝之初的几年，突厥的启民所部一度自认为隋王朝的臣属，但这种暂时和睦的关系极短，启民死后，始毕为可汗时，双方关系马上又处在紧张状态中。大业十一年（年）八月，始毕以数十万骑把杨广围在雁门，“上下惶怖，撤民屋为守御之具，城中兵民十五万口，食仅可支二旬。雁门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三十九成，使得整个北方人心惶惶。雁门之围使隋炀帝吓破了胆，《大唐创业起居注》说，从此，“甚惮塞虏，远适江滨”。实际上隋王朝等于在河东地区自动撤防。同时，炀帝在处理救围将士的勋赏方面，也很不得当，《资治通鉴》曰：“帝性吝官赏……将士守雁门者万七千人，得勋者才千五百人……由是将士无不愤怨”。围绕雁门之围事件，由于与炀帝意见不一致，有一批大臣受到牵连，被贬留在山陕地区：如萧璃，史称由于在突厥进攻时，“遂相恐动，情不可恕"，而出为河池郡守。杨子崇也因为反对炀帝巡幸汾阳宫，被杨广目为“怯懦，妄有陈情，惊动我心，不可居爪牙之寄”，出为离石郡太守画。这些人作为隋王朝的反对派，据守河东各郡，也增加了山陕地区的离心性。河东诸郡又向为稽胡聚居地区，当时所谓“稽胡部类，居近北边"，就是指的这一带。史称“离石以西，安定以东，方七八百里”，皆稽胡住地③。离石即今山西离石县，安定为今陕西、甘肃交界处的泾川县，其地区正当今山西西部和陕西北部一带。稽胡地区在周隋时期始终没有稳定过，武装反抗此起彼伏，牵涉周、隋王朝很大精力。比如：“稽胡叛乱，辄略边人为奴婢”，“时稽胡屡为寇乱……发南汾州胡千余人北筑长城，在涂皆亡”，等等。稽胡反抗隋王朝的斗争，也是使得隋末时候山陕了带局面混乱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次，山陕一带的阶级斗争也很尖锐。早在文帝开皇年间，河间王杨弘在蒲州时，山陕局势就已经不稳定：“时河东多盗贼，民不得安，弘奏为盗者百余人投之边裔”③。自炀帝大业六年起，这里反隋起义几乎连年不断。《隋书》卷三《炀帝纪》记载了三条大业六年的反隋起事，有两条就在山陕地区：一条是：“六年春正月癸亥朔旦，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夺卫士仗，将为乱……都下大索，与相连坐者千余家另一条：“六月……雁门贼帅尉文通聚众三千，保于英壁谷”。自京都弥勒教徒起义与尉文通起义以后，山陕地区的武装反隋起兵连绵不断，终隋世迄未中止。由此，我有个不成熟的意见：应当把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开始上提一年，即定在年（炀帝大业六年）陕西长安和山西北部雁门的起义，而不是年（大业七年）的山东长白山王薄起义。

另外，隋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角逐斗争，在山陕地区也很尖锐。年，隋文帝死，杨广刚准备登上皇位，他的弟弟汉王杨谅就雄踞山西，以并州总管的身份起兵，与杨广争夺天卞。是时山西一带“从谅反者凡十九州”，汉王谅的谋士王颊曾对他说：“井陸以西，在王掌握之内”。山西的蒲州、晋州、绛州、吕州在杨谅和杨广的两军对垒中，都曾为杨谅死守，足见杨谅在山西的实力不小。杨谅败后，其“所部吏民坐谅死徙者二十余万家”，这些杨谅死党余势流散在山西各地者一定为数不少。到大业三年（公元年）杨广犹下诏“勅并州逆党已流配而逃亡者，所获之处，即宜斩决"，就说明了这一情况。这些人都作为隋炀帝的反对派随时等待时机，反对隋王朝的统治。后来唐朝开国功臣之一的王珪，就是因为他叔父王颊“坐汉王谅反事被诛”而受到株连，“亡命南山积十余岁"，后来参加李唐反隋起兵的。此外，年（大业九年）起兵反隋、曾震动一时的杨玄感，在关中地区也颇有党羽，《隋书杨玄感传》载，当他向都城长安进军时，就有“华阴诸杨请为向导”，军至今河南陕县弘农宫时，又有“父老”为之遮说，出谋划策，都可看到杨玄感一派在关中地区的潜在势力。另外，关陇山西地区一直是北魏以来关陇集团的发迹地，魏周以来的“八大柱国”在当地都有较厚的实力基础，虽经杨坚父子几次打击，余焰仍然未尽。就拿李渊一支来说，在关中和山西一带就到处布满了亲党故旧。汪莪教授曾著文分析说:“自其祖李虎以来，久居三辅，代袭箕裘，赏宅赐田，基址不坠。泾渭豪强，多有其姻族婚媾之人，京畿军士，亦恐尚有其祖父所领旧部后裔”o《全唐文》卷二高祖《幸故宅大赦诏》记载，李渊在“恭膺大宝"后，曾归其长安故宅一次，“礼同过沛，折禅归谯，故老咸臻，族姻机会”o这些“故老”、“族姻"，应当都是李唐兴起的潜在助力。隋王朝统治末期，太原还集中了一批逃避兵役的亡命，如长孙顺德、刘弘基等（详情见后），这些人很自然也成为隋.王朝的反对派。此外，河汾-,带还特殊地集中了一批颇有“王佐之道”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当时著名大儒文中子王通的信徒，后来大部分成为李唐的建国功臣。杜淹《文中子世家》记云：“门人自远而至，河南董恒，泰山姚义，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威，河东薛收，中山贾琼，清河房元龄，镇鹿魏征，太原温大雅，颍川陈叔达等，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其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盖将千余人，故隋道衰，而文中子之教兴于河汾之间”

上述这一切因素，构成当时山陕地区极为复杂的政治形势，社会上各种力量争衡、消长，孕育着一场大乱。这一点，隋炀帝也是感觉到的，因而早有迁都之议。《资治通鉴》卷一八O《隋纪四》仁寿四年纪曰：“章仇太翼言于帝曰：陛下木命，雍州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又谶云：修治洛阳还晋家。帝深以为然”。这虽富于神话迷信色彩，但以后实际上杨广居住长安的时间也很少，大部分住在东都洛阳和江都。当然这里还有许多其它政治经济原因，但隋炀帝感到在关中的地位不稳，恐怕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一点，对镇守太原一直觊觎关陇的李渊父子来说，却是十分有利的条件。

（三）

按照《大唐创业起居注》和《资治通鉴》的记录，李渊在太原起兵开始于隋恭帝义宁元年〈公元年）五月甲子，经过四十八天的酝酿，于七月癸丑，从太原出发西进长安，沿途进军时间为一百二十六日，到这一年的十一月丙辰，攻进长安。又经过一百八十三天，到义宁二年（年）五月戊午/李渊登上皇帝宝座，建立唐朝。如果从太原首义到攻下长妾，前后共为一百七十四天，历时约半年，如果从起义至建唐，则一共为三百五十七天，不及一年働。从建唐以后，差不多又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李渊就基本上统一了整个北方,解决了西北薛仁杲、李轨两大割据集团，解决了东方窦建德和王世充的武装势力，原来名震一时的瓦岗首领李密和江南农民军领袖杜伏威，也向唐称臣。

在较短的时间，李渊取得这样大的成功，原因当然很多。王夫之曾评论唐高祖李渊说：“《易》曰，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圣人知天而尽人之理承天之祐，受人之归，一六宇而定数百年之基者，必有适当其可之机，盖亦可以知天，可以知人焉。得天之时则不逆，应人以其时则志定，时者，圣人之所不能违也"③。这里王夫之分析是很中肯的，即李唐之起兵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是抓准了时机。当然所谓“时”，不仅仅是指李渊起兵的时间，还应当包括他抓准了代隋称帝的时机。正由于他能审时度势，紧紧抓住时机，很好地利用地势，以及尤为重要的是，团结了能够团结的所有反隋力量，在自己周围建立了范围广大的反隋同盟，这样他便取得了古人所谓“天时"、“地利"和“人和”三方面的优势，使自己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势力扩展到整个山陕地区，由一支只掌握数千军队的偏居一方的地方力量，很快发展到军队数十万，控制地区“一匡天下，三分有二"的雄厚的实力派。

李渊怎样抓住时机呢？他的起兵，不同于山东诸义军“安居则不胜冻馁，剽掠则犹得延生"，由于处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而仓促发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应当说，李渊选择了最良好的时机。年下半年，全国阶级斗争形势已经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当时“百姓苦役，天下思乱"，《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说：“十分天下，九为盗贼，荆棘旅于阙廷，豺狼充于道路，带牛佩犊，辍耕者连孤竹而冠潢池，锄稷棘矜，大呼者

聚崔蒲而起芒泽"。《隋书尧君素传》则曰：“时百姓苦隋日久，及逢义举，人有息肩之望”。所以，隋大业九年（年）杨玄感起兵，“从乱者如市”，“诣辕门请自効者，日有千数"，刘元进在江南起义时，“三吴苦役者莫不响至，旬月众至数万”働。山东刘霸道反隋起义时，“远近多往依之，有众十余万"③。全国的形势有如一堆干柴，遇有火星，一点就着，顿成燎原之势。到李渊起兵前，隋统治的大部分郡县，都控制在各地反隋武装之手，尤其是李密、翟让领导的瓦岗军，牵制了隋政府大量的兵力。李渊正是在这种非常有利的形势下起兵的。他充分估计了东方李密义军对牵制隋军的作用，《大唐创业起居注》载李渊的话说：“适所以为吾拒东都之兵，守城皋之呃，更觅韩彭，莫如用（李）密”。当时山陕的形势也十分有利于李渊，这一地区的社会矛盾比前述更有发展。从山西来看，正如隋恭帝在册封李渊为相国加九锡的册文中所说，其时，“汾晋地险，逋逃攸聚，山藏川量，伍罪稽诛",到处皆是。继年尉文通聚众三千于雁门之后，太原地区又有历山飞“众逾数万”“结营于太原之南境"，致使“上党西河京都道路断绝”＞。绛郡地区，则有敬盘陀义军，虽曾惨遭隋将屈突通的残酷镇压，但“百姓怨愤，益相聚为盗“⑤，终年不能平定。此外，见于史籍的，当时山西地区（隋河东诸郡）的农民军和其它反隋武装尚有：龙门的毋端儿，长平的司马长安，离石的刘苗王、刘季真，雁门的翟松柏，太原的杨世洛以及山西河北交界地区鬲上皆王须拔、王子英，邯郸的杨公卿灵寿的郡士陵，赵州的张志昂以及马邑刘武周、易县宋金刚等等。⑤此时山西的情况，可以说是遍地烽火。隋炀帝远在江南，隋军留在山陕一带镇守的，除李渊外，唯有屈突通一支较强的军事力量。因此山西的形势对李渊的起兵是十分有利的。刘文静在李渊起兵前夕曾为之分析当时的战机说：“今李密长围洛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贼连州郡，小盗阻山泽者万数矣。但须真主驱驾取之。诚能应天顺人，举旗大呼，则四海不足定也”。天下汹汹，山西人心亦是惶惶，太原周围的百姓，都逃到城里避难。③关中一带呢？农民亦纷纷拿起武器，到处是反隋烽烟。就《资治通鉴》所记便有：冯翊孙华，扶风唐弼，鄂县李神通，監厘何潘仁，安定雕阴刘迦论，宜君刘旻，都县丘师利、李仲文、向善志等等。这些起义军，还没有一个统一指挥，各自为战，正需要一支强大力量把他们统一起来，《旧唐书》卷五九《任壞传》对李渊所说的“关中所在蜂起，惟待义兵”.要求他能顺从民意，“仗大顺，从众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上述这些情况，都清楚地说明了李渊起兵，从时机（也就是所谓“天时”）上，是十分有利的。

李渊又怎样利用“地利”呢？文章开头我们已经具体谈了不少山陕地带形势的重要。真乃可谓“河东要害，国之东门”

“山川重复，实一都之会”働,这些李渊都是深深了解的。加之汉王杨谅与杨广争夺皇位时，又在此地苦心经营，“缮治器械,贮纳于并州"并自行开五炉铸钱⑥，这就更使太原实力雄厚。到隋末，此地仍然是储积十分丰厚之区，所以当刘文静告诉李渊：“晋阳之地，士马精强，宫监之中，府库盈积，以兹举事，可立大功”⑥时，他完全听从和采纳了这个正确意见。后来李渊从太原出发进军长安，李元吉留屯并州，不意太原失守，引起李渊十分震怒，训斥元吉说：“强兵数万，食支十年.起义兴运之资，一朝而弃"⑥。因为他明白失去了太原，就等于失去北方屏障，将会落到腹背受敌的困难境地。关中地区的战略地位和军需方面的重要性，则有李密的话为证：杨玄感起兵时，李密曾建议杨速攻关中，因为“关中四塞，天府之国"，当时李子雄亦曾建议杨玄感：

“直入关中，开永丰仓以赈贫乏，三辅可指麾而定。据有府库，东面而争天下，此亦霸王之业。"玄感兵至华阴弘农宫时，当地父老遮说杨玄感说：“宫城空虚，又多积粟，攻之易下。进可绝敌人之食，退可割宜阳之地”⑥。都充分估计了关中的地利。弘农宫、永丰仓究竟有多少储积呢？史书没有明载，但我们从《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记李渊到达该仓的情况，可以看出所藏定然十分丰足：

“帝至仓所劳军，见箱廩充实，铭题数多，喜谓从者曰：千里远来，急于此耳。此既入手，余复何论？食之与兵，今时且足”。除此而外，关中地区还到处布满了隋王朝的离宫别院，据《隋书地理志》所记，除前述弘农宫和后来李渊屯兵的朝邑长春宫外，尚有大兴长乐宫，长安仙都，福阳、太平诸宫，、郭县有甘泉宫，渭南有步寿宫，华阴有兴德宫，雍县有岐阳宫，那县有安仁、凤泉宫，普润有仁寿宫等等。‘如果以太原晋阳宫为例的话，裴寂既然一次可以从宫中贡献出上米九万斛.杂綵五万段，那么其它的离宫别院一定也或多或少会有积蓄，这些都是李渊可以凭借与各家反隋武装争夺天下的雄厚资本。

但是，李渊据以取得迅速胜利的最重要条件还在于“人和"。所谓“人和"，就是在当时取得了各个阶层尤其是人民群众的拥护。李渊是在隋王朝已经完全丧失民心的情况下起兵反隋的，当时不仅劳苦百姓“粮食乏绝，人不聊生，男女相食，众心离骇"尴，而且士大夫也都对隋王朝有切肤之恨，正如杨玄感起兵时，对隋官游元所说：“独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脑涂地……此亦天亡之时也”0在统治阶级内部，由于多年政治倾轧，人心也惶惶不安，太有分崩离析之势。这从杨玄感起兵中可以看出来，是时，“韩擒虎子世省，观王雄子恭道，虞世基子柔，来护儿子渊，裴蕴子爽、大理卿郑善果子俨，周罗喉子仲等四十余人皆降于玄感，玄感悉以亲重要任委之”。这些人都是当时的“达官子弟"，可知当时统治阶级中人心背离的程度。

这一情况对李渊起兵产生着强烈的影响.影响到李渊起兵的骨干组成，以及基本群众倾向于李渊义师的程度。李渊反隋起兵的基本骨干大致包括以下几种人：一种是所谓“背征三卫”。《旧唐书》卷五八《武士護传》载王威、高君雅对武士護说：“（刘）弘基等皆背征三卫，所犯当死，安得领兵”？所谓“背征三卫”，系指原属隋炀帝的宿卫亲兵魁，由于贫困或不愿卖命或被疎等种种政治原因，他们逃避了兵役，成为游离于社会的在野反隋派。后来成为李渊最得力的

“元从"武官的长孙顺德、刘弘基和窦琮，都属于这一类人。《旧唐书长孙顺德传》：

“顺德仕隋右勋卫，避辽东之役，逃匿于太原"。同卷《刘弘基传》：“以父荫为右勋侍，大业末，尝从炀帝征辽东，家贫不能自致，行至汾阴，度已后期当斩，计无所出”，因而逃避兵役。窦琮也是如此：“隋左亲卫。大业末，犯法，亡命奔太原"働。这些人"原来都是隋朝贵族的后裔。例如长孙顺德的祖父，曾任北周的秦州刺史，父是隋开府；刘弘基父亲是隋河州刺史；窦琮“家世勋贵"，祖窦炽，隋太傅位至三公。他们的背隋，说明了当时统治阶级上层的分崩离析。这些人积极参预李渊反隋起兵后，成为李渊的亲信，如长孙顺德：“深受高祖、太宗所亲委"，刘弘基：“大蒙亲礼，出则连欄,，入同卧起"o他们担负着召募反隋义兵的重任，后来又让他们分统所募义兵，在进军关中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李渊起兵骨干的第二类，是原来出身贵族而在隋末已经破产没落或遭政治变故而受排挤的一部分下层文官。如在李渊一朝起重大作用的裴寂，刘文静等皆是。裴寂的祖及父，皆为隋中级官僚，到他这一代，已经“家贫无以自业"，大业末年，仅捞到个晋阳宫副监的小小官职。刘文静本来袭父荫被任命为隋晋阳令，但因与参与杨玄感起兵的李密有联姻关系，被隋政府逮捕入狱，幸遇李渊父子的搭救方免于祸。他们的对隋政权失望，转而亲附于镇守太原的李渊父子，这是可以想象的。李渊对他们也备加关怀，史称“高祖留守太原，与寂有旧，时加亲礼，每延之宴语，间以博奕，至于通宵连日，情忘厌倦”。刘文静也由于“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结託"何。后来李渊决定反隋，此二人出力最多。与之类似的，尚有王珪、房玄龄等人。房玄龄自北魏以来官宦世家，少有才情.十八岁即举进士，但他早看出隋王朝国祚不永，曾暗地对父亲说：“今虽清平，其亡可翘足而待”，表明了他早就对隋政权完全失望。当李渊从太原进军关中时，房玄龄为隋王朝的I城（西河郡治）尉，“杖策谒于军门”，立刻为李渊父子视为知己⑤。王珪的叔父王领，是汉王谅反叛时的谋主，起兵失败后被处死刑，王珪也当从坐，“遂亡命于南山"，隐居了十多年，到李渊入关时，毅然投到李渊父子门下理。这些人形成为李渊起兵后重要的智囊团。第三类人是山陕一带的富商和当地下级武官。隋末时候，商人也吃到了隋王朝暴政的苦头，隋炀帝刚即位那一年，就下诏将天下“富商大贾数万户”徙居到洛阳控制起来。大业六年，又下令“课天下富人买武马，匹至十万钱"晦。九年，更“诏课关中富人，计其贤产出驴，往伊吾、河源运粮。多者至数百头，每头价至万余”趣。许多商人因此破产。这样，许多商人也被迫走上了反隋道路。李渊起兵的过程中，元从骨干里的武士護和刘世龙，皆可归于这一类。史称武士護“并州文水人也，家富于财，颇好交结”，是当地颇有势力的富商。李渊与之交往密切，在行军中常常“休止其家，因蒙顾接”。晋阳起兵中，他被任命为大将军府铠曹，专掌军需的供应⑤。刘世龙原任职隋晋阳乡长，也是“晋阳之富人"，因裴寂而与李渊关系密切，每被李渊利用去到王威、高君雅处侦察动静摑。出身于晋阳一带的下层武官的，则有赵文恪（“并州太原人也，隋末为鹰扬府司马"）、张平髙（“隋末为鹰扬府校尉，戍太原”）、许世绪（“并州人也，大业末为鹰扬府司马”）等等。他们都经常被李渊“引之左右”，受到“亲顾”魅。这些人在太原起兵中亦都成为军事骨干。李渊的元从义军骨干中还有一类更值得重视的人物，是隋末活跃于山陕一带的农民军的领袖。这些领袖前有绛郡敬盘陀和太原历山飞的部将，后有孙华和白玄度、李仲文、何潘仁等。他们壮大了李渊的队伍，在李渊取得天下的战争中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史料上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如《资治通鉴》记载，李渊奉命镇压敬盘陀部以后，“有降者，渊引置左右，由是贼众多降，前后数万人”。又据《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载，李渊在平定太原南境历山飞农民军时，其部众也是“老幼男女数万人并来降附"o这些象是举家逃避隋暴政的农民军降部，必有一部分成为了李渊的部众，尤其是那些“引置左右”者，可能变成他的亲信。到关中后，原冯翊农民军首领孙华，更被李渊引为左右手，《大唐创业起居注》有一段叙述李渊与孙华见面时的情景说：“华年余弱冠，言容质直、帝见而轻之。华每殷勤诚款，请先立効，帝乃厚加抚慰，甚得其情。谓华曰：卿能渡河，远来相见，吾当贵卿不减邓仲华也。关中卿辈不少，名井劣卿。卿今率先从我，群雄当相继而至。于是拜华左光禄大夫，封武乡县公，加冯翊郡守"。这一段说明了孙华和李渊的结合是两相情愿的，李渊终于重用孙华，是因为看到了他在攻取整个关中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隋末时候的山陕形势（包括政治、经济、地理各方面），给了李渊太原起兵十分有利的条件，而李渊的成功，也正因为他能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审时度势，最后终于取得了在全国的胜利。山陕的人民群众在李渊从太原起兵到夺取关中的进军中，曾起了重大作用。，因为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准备详谈了，容笔者在另一篇论文中述及。